臻富配资人只有在想要读诗时，才会成为诗的读者丨纪念文德勒

当代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臻富配资，1933~2024）于4月23日去世

文德勒与金斯堡

傍晚的街边大水弥漫，阻断了步道，我提前拐到路面上，从水尚未抵达的地方绕过去，然后回看。一台泵机正在突突突地运行，机器旁边，三名踏着胶鞋、着红衣的工人轮流弯下腰去，黑色的胶皮水管盘在地上。

“水管爆了”，在以往，当这四个字一闪而过，我都已经到家了。但此刻我没有走。不久前刚刚念到一首诗使我留下，看着这些人。那是艾伦·金斯堡的句子：

“在11街的角落，在暗淡的街灯下，在地面上的一个洞里/一个被包裹在工装和羊毛帽里的人拉下了他的子弹般的头盔/站立着，弯下腰，手电筒在检修洞里转了一圈，身子半沉到地面/以下/目光看向他的脚，沥青和花岗岩路缘几乎到达他的胸部……”

这首诗叫《曼哈顿五月节之午夜》。倘若是一本金斯堡诗集在手，我很不容易留心到它，因为金斯堡的大量诗作看起来都是散漫无节奏的叙事，然而，我是在一本评论集《大海、飞鸟与学者》中读到这一段的，评论家仿佛用一根手指指点出这几句话，使它们一下子入眼入心。金斯堡描写的是煤气管道出了故障、工人在维修的画面，评论家点评说，金斯堡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同情无产阶级，或是“从生态方面要警惕燃气泄漏”，“金斯堡对现实的无敌的兴趣解放了我们，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无私参与的状态”——果真如此！从诗中跑出来的燃气散布到了我所处的现实里。

评论家是海伦·文德勒，生于1933年，《大海、飞鸟与学者》是她2015年结集出版的一批诗评文章。谈金斯堡的这一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10月27日的《纽约客》上，半年后的1997年4月5日，金斯堡就逝世了，大量的怀念文章涌向他的名字，而文德勒的文章也被反复提及和引用。可是，金斯堡诗歌的价值，和“垮掉一代”运动一样，一直是有争议的，他取得经典诗人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种博弈甚至运作的结果；保守者攻击他鼓吹吸毒、滥交、同性恋，攻击他将东方的“灵性”浅薄地嫁接到无谓的反美思潮之中，攻击他以反叛者自居，传播感伤主义陈词滥调，攻击他和“垮掉派”的生活方式毒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因此，文德勒的文章，也很容易被认为是给金斯堡辩护，用拔高他作品的美学成就来洗脱他的恶名。立场决定了眼光。用道德的角度来评价，否定金斯堡是很自然的事。就说那首传唱至今的《嚎叫》，如果一眼就在开头的几句话里看出自恋和放荡，那就不可能再欣赏它了：

“我看见被疯狂毁坏的我这一代人的最好的头脑饥饿歇斯底里的袒露，/拖着身躯在凌晨穿过黑人街巷寻找愤怒的注射，/长着天使头脑的希比们在夜的机械中为了古老而神圣的交合在向星光闪耀的发电机燃烧……”

而海伦·文德勒所持的立场是审美的。作为批评家，她对文本巨大的信任和专注，是一般人不可能具备的。倘若有人说，金斯堡专盯着社会黑暗面来写，去刻画那些碌碌无为的人而不是体面的精英，这很阴险，那么文德勒会回答说：金斯堡对社会之黑暗的敏感，源于他和自己偏执狂母亲的常年共处，母亲传授给他的大量观点，都有关美国的负面：

“他成长于美国臻富配资，那时的美国把同性恋行为定义为犯罪，在朝鲜和越南不宣而战，在南美洲和其他地方运行傀儡政府，是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者。那时的美国也与毒品组织有肮脏的交易，并且无耻地通过联邦调查局监视公民。”

这些印象都与他母亲的教导息息相关。但母亲也并不为此“背锅”，文德勒写道，金斯堡超越了一般厌恶政治的反美愤青的层次，因为他去过捷克斯洛伐克，去过古巴，这两个国家都宣布他不受欢迎，他从而意识到，哪里有官僚政治和警察机器，哪里就同他格格不入。而在心理意识的层面上，金斯堡也清楚，他自己对外界的挑衅，是引来外界敌对的主要因素。文德勒从而说明，金斯堡不是斯文败类，他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当他批评世界的时候，他诗中的“愤怒和绝望是自我厌恶的产物”。

这种评论不仅是高级的，而且很优秀。当然，立场不同的人仍然可以简单地用“文过饰非”来忽略它的力量。文德勒的文章是写给不带太多偏见的读者看的，他们认同她的信念：把一个诗人揭发为江湖骗子、小丑或欺世盗名之徒，把他的作品批得一文不值，这种事情媒体和大众就可以做，就好像今天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在网站上给任何一部电影电视剧打低分一样；评论家应该做的不是这种事，他们的任务，是解析出作品中的价值，是捕捉作者的热情和巧思，是告诉读者大众，读有价值的作品——特别是读诗——永远是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事情。

文德勒与史蒂文斯

文德勒在哈佛进修过，但早年她放弃了哈佛提供的讲师岗位，因为她觉得，那时性别歧视严重的哈佛并没有真正看得起她。她从1980年代起开始出版诗评作品，凭本事获得了哈佛的认可。《大海、飞鸟与学者》中，有三篇文章都是写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的，这是她用情最专、用力最深的一位诗人，在1984年出版的《华莱士·史蒂文斯：出于欲求的择词造句》一书中，她首先把史蒂文斯看作一个和所有人一样，从年轻活到老，直至死亡的人，她这样说道：

“（史蒂文斯）诗的风格和形式不断变……以适应随年龄和死亡而来的新的事实、新的经验感知，此时，正是这种变化和更新，这种拒绝过时的精神，把我们打动了。史蒂文斯更新他的创造力，抵御每一次强力的冲刷，他的坚韧最终让我们陷入沉默……”

她果断地宣布，史蒂文斯的诗“开讲人类的故事”，而听众和读者理应为此，也值得为此沉默不语。她避开了琐屑的“鉴赏”，诸如某个意象怎样产生、把某物想象为另一物有什么好处，等等，而是直接感受诗人创作时的心境。文德勒认为，谈论诗人是否“真诚”，是否“我手写我心”，根本是不必要的和肤浅的；诗人通过词句，表达的抵抗时光和年龄的“欲求”，代表了人类的普遍需要——这时可以直接谈论坚韧，谈论“勇气”。

她这种极崇高的评论风格，一直延续到她整个生涯。但文德勒也在成长，从《大海、飞鸟与学者》来看，她对自己1984年的“少作”，一定是多有不满意的。当初，她为了把诗人从所谓大众的理解中“挽救”出来，有些刻意地突出了其沉重和残酷，突出了诗人与命运的搏斗；文德勒想要公布她对史蒂文斯的“独家发现”，想要告诉读者和公众，史蒂文斯怎样在压抑滞涩的文句传达他的愤怒，跟随她的赏析，仿佛就能看到一部情节缓慢、隐忍的西部片渐渐进入扣人心弦的对决……但在《大海、飞鸟与学者》中，文德勒“打开史蒂文斯的方式”，是平静地回顾自己最初的相遇：

当初，她也是年轻读者，因为史蒂文斯的一首《星期天早晨》，而对这位诗人发生了兴趣。她觉得这首诗像济慈写的——对啊，对一个初遇的诗人，察觉到他同另一个熟人的相似，不正是我们认识这位诗人的常见的方式？

接着，文德勒告诉读者，史蒂文斯“漫长的人生可谓风平浪静”，他结婚时的激情，和他晚年的孤独，靠女儿、外孙相伴给予慰藉，都是人之常情，谈不上有出众的痛苦受难。

在第二篇文章里，文德勒细细分析史蒂文斯和济慈的《秋颂》的关系，到了第三篇里臻富配资，70多岁的她着手写“史蒂文斯笔下的记忆”，显然，年龄的上涨，使她很自然地更为关注这一主题。她一再地回到史蒂文斯，不仅重读那些之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的诗，而且还重新温习自己的喜欢（或不怎么喜欢），但在书写时，她将“我”压得很深，从而让她的解读文字成为一道几乎无主的、温和有力的声音，因此，也是一道适合所有人在注意到它的时候仔细聆听的声音。

批评家的意义

和批评家生涯同步的，是文德勒漫长的教学生涯。她在波士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都任过教，当她在今年4月23日以九旬高龄离世，她的许多学生都回忆起她，有的说到她批改作业的一丝不苟，有的说到她对学生事无巨细的协助。她竭尽全力地告诉每个她所深入接触的人：假如你明白诗有多么重要，你就会卸下各种偏见的防备，去直面一首诗，去分辨它的特点和价值。当学生或其他人问起，对一首诗做这样那样的理解，是否符合诗人本意？文德勒会回以一个新的疑问：你觉得诗人在写诗时，是个怎样的人？

在本书中收入的每一篇文章里，她都在讲自己对诗人的体察，“知人论世”的体察，意义远大于揣测诗人的“正确”想法。例如说到T.S.艾略特的《荒原》，她写道：

“有一类诗，诗人下笔时是决意孤注一掷了，要把他们心中与别不同、复杂纠缠、喧嚣翻腾的东西公之于众……而《荒原》就属于这类诗。”

在写到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战争题材诗歌时，她说那些诗之所以在20世纪读来那么怪诞，不易理解，是因为梅尔维尔在“超然的讽刺”、在“冷酷尖锐的视角”、在“坚信任何人都难断战争的是非”和“拒绝笼统概括”之外，“更想创造一种史诗抒情诗，把哲理、叙事、全景悲剧和个体创伤全部熔于一炉”。

文德勒讲过，她为没能亲眼见过史蒂文斯而懊恼（史蒂文斯1955年逝世时，文德勒20岁出头，并未接触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我多希望我曾关注过史蒂文斯……我开始读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这一点让我难过。”文德勒的批评实践，当初就是以史蒂文斯，以及其他几位经典英语诗人如叶芝、济慈等为“阵地”进行的，但她又说：“我真想亲眼见过他的脸、听过他讲话，我只想对他本人有个直感。”我相信，文德勒分析每一位诗人，都曾对着他或她的照片久久端详。她不需要诗人来批改她提交的文章，她只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反过来，金斯堡（1926-1997）和文德勒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美国），但文德勒的文章不写自己与诗人打过怎样的交道；她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评点金斯堡。她说，金斯堡的诗句漫长而多细节、重画面，于是人们就说他像鲍勃·迪伦，可是，《嚎叫》和《曼哈顿五月节之午夜》，与流行歌词是有本质区别的。她说金斯堡是个“思绪漫游”的人，因此可以去往任何地方，这也解放了他的读者。“不管诗歌的意图有多高贵，事先编好程序的既定道路会使意识变得狭窄”，而一个状态最好的金斯堡，是“警觉的、不编程的、自由的”。

通过她的评论，我充分感受到了金斯堡的漫游，也看到文德勒是如何既谦虚又“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她自如地与她所喜爱的诗相处，观察它们，叙说自己对它们的领悟。世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此问题永远无解，但是诗人和诗，读诗的人和诗，他们都是一起产生的：因为，诗人是在写出诗的一瞬成为诗人的，正如人们在发自内心地想要读诗时，才成为读诗的人——倘若没有这种准备，再精美的诗行，也不过是待考学童不走心的喃喃而已。而批评家，他们都该是像文德勒一样，从身临诗境、满心热爱的读者，一步步走上写作之路。

读诗的虔诚时刻

在第一篇写史蒂文斯的文章里，文德勒说到，她把此文献给她在哈佛研究生院的同学保罗·阿尔佩斯：阿尔佩斯“谈起文学，总是一脸虔诚”，让她崇拜不已。读她的其他文章里，无论是谈惠特曼，谈梅尔维尔，谈叶芝，谈艾略特，谈谢默斯·希尼，还是谈其他诗人诗作，我都会忍不住想象，文德勒和她的同好们在哈佛的爱诗小组里度过的是怎样一些虔诚时刻。

读诗、解诗和教诗，文德勒的出发点始终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一个非常敏锐以至于苛严的人，这种苛严根植于同情、关怀和共通的人性。为此，文德勒总是去思量诗人自己，而她最不愿做的，便是屈从于学术体制滋生的那些最没人味的东西——派别标签。文学有思潮，写作有风格，但派系的称谓总归缘于懒惰和粗暴。看到那些炫耀脑力、声望或专业知识的文章，那些从冷冰冰的概念入手，最后得出一个深奥、迂回、模糊的论点的评论，她都会愤然。

就连“细读”（close reading）这张标签，她也是拒绝的。打开维基百科查海伦·文德勒词条，其中便讲，文德勒的诗歌评论“以细读为技巧”。然而文德勒嗤之以鼻：读，难道是可以不细的？一副头脑一旦准备好要聆听，它所听到的声音莫非还分远近？